政治：众人之事
人与政治不可能完全隔绝，公共政策会影响日常生活，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一代人的命运。
以共和的视角来看，一个合格的公民应随时准备为政治世界的建设做贡献，由旁观者/思考者变为参与者。政治素养在实践中造就。
古希腊：政治之始
斯巴达
立法家莱库古改革：
1. 设立元老院
2. 均分土地与奴隶
3. 取消商品交换，采用供给制
4. 优生优育
5. ......想到了什么？
雅典
王政 -> 贵族政治 -> 僭主政治 -> 民主政治
僭主：武力夺取权力，没有经过合法程序。
伯里克利演说
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，但是不至于奢侈；我们爱好智慧，但不至于优柔。
财富是可以利用的东西，不是用来夸耀的东西。
他人的勇敢是因为无知，真正勇敢的人，是那个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难，然后勇往直前，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。
在追求美的道路上，也会遇到最肮脏的恶。我预见了所有悲伤，但我欣然前往。
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城邦和我们所有人，至于他们自己，他们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赞美和光辉灿烂的坟墓。
《夜航星》的歌词也写得很好，“我是星，我愿投身前途未卜的群星，为梦长明，让希望做我无声永存的墓志铭。”
苏格拉底
以提问的方式鼓励他人思考，“我唯一知道的，是自己的无知。”
美德即知识。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善，才能避免作恶。
柏拉图
柏拉图要探求政治的理性基础。理想的城邦体现了绝对的善，是按理性的原则组织起来的，其基础是社会分工。
最好的城邦，不是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而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最优分工。
理想的国家以神话和宗教为基础。知识不能及之处，由宗教来补充。
神话和宗教是“高贵的谎言”，哲学家必须说谎以维持统治。
常人为“意见”所俘获，一生如在梦中，唯有哲学家是真理的代言人。
“意见”纷纭，“真理”只有一个。此即所谓“哲人王”。
“哲人王”是反民主的：意见之争，广场辩论应该让位于哲学家的真理之治。
但民主社会的问题就是，无人愿意承认谁是权威。
将政治问题转为教育问题，认为我们面临的公共危机根源在于个体的素质低下，是错误的。
政权更替，王朝兴衰并不意味着人民素质的突飞猛进。
诉诸人的培养以应对现实世界的问题，是教育救国的乌托邦，而教育也会沦为支配工具。
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？
人必然会受人生经历的局限，即便思想是自由的，也仍然会有浓重的时代烙印。
我们提倡独立思考，这主要是针对人云亦云/盲从权威的说法。
我们穷尽一生，都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问题。
亚里士多德
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”
城邦是一种为了实现共同的善而形成的结合体，城邦不仅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，还要进一步追求一种美好的，高贵的生活。
政治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平等自由的合作关系，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，也不是家庭中主人与奴隶的关系。
城邦的本质是政治自由与专业技能的结合。
然而探究什么是好的城邦，比较政体的优劣，只是服从于如何实现人的完善这一根本性的任务。
亚里士多德将生活分为享乐的生活，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。三种都有其合理性，但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，是理性充分活跃的。
沉思的生活追求至真，至善，至美。
沉思让人感到快乐，这种快乐纯粹，持久且自足，无需他人帮助。
沉思是无功利的，除了所沉思的问题之外不产生任何东西，不像在实践中，人们总在寻求得到什么。
但是，沉思的生活要求人们从城邦生活中退出，意味着放弃公民责任，对城邦造成毁灭性打击。
希腊化时期
犬儒学派
犬儒学派追求顺从天性，返璞归真。追求精神上的自主，不在乎别人的议论，要求个人与习俗决裂，与世界对抗。
犬儒学派同时也最早提出了“世界公民”的概念。真正的城邦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宇宙。
斯多葛学派
斯多葛学派强调理性的运用。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，存天理灭人欲，远离爱恨情仇，做一个圣人。
圣人最富有，最自由，是王者，是不死的神。
自然法：法律根植于自然，法律是一种自然力，是聪明人的理性，是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准。
斯多葛学派的思想类似于焦虑时代的心灵鸡汤。
“我们不能有福，但可以有善。只要我们有善，就让我们装成对不幸不计较。这种学说在一个恶劣的世界里是有用的，但却不是真实的。” —— 罗素
伊壁鸠鲁学派
伊壁鸠鲁学派提出了社会契约论。社会并非自然演化而成，而是建立在防止互相伤害的契约的基础上。
法律是用来提醒和惩戒一些不谨慎的人的，有良好的判断力的人无需法律。
这在古希腊时代是无神论。
怀疑主义
怀疑主义否定了人类获取绝对知识的可能性。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都正确。
亚里士多德，斯多葛学派，伊壁鸠鲁学派都认为自己找到的通向真理的道路，而怀疑论者不相信自然法，不相信普遍道德准则的存在，一切法律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。
怀疑主义者不信任何教义，只寻求自我内在的平静。他们可以在任何习俗和法律中“幸福生活”。
古希腊哲学终止于怀疑主义。个人追求幸福是徒劳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何为幸福， 如何求得幸福。
哲学对真理的追求，探询，并不能导向某种确定的幸福生活。
古希腊人试图追求理性，追寻本质，最终却走向了怀疑主义。
古罗马
共和
罗马为何强大？
Πολυβιθσ(Polybius)说，纯粹的君主制/贵族制/民主制都容易腐化，隐含了权力使人腐化，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的观点。
最初君主凭其才德创建政体，但之后沦为僭主，贵族便联手将其推翻，确立贵族政体。
但是贵族们经过几代人之后，其不肖子孙骄奢淫逸，沦为寡头，激起人民的反抗。
人民建立民主政体，经过几代，自由平等不再受重视，人民挥霍享乐，任由野心家煽动，于是强人出现，又恢复了君主制。
单一的政体如此往复交替，而罗马人建立了由执政官/元老院/平民大会三种要素组成的政体，三者相互制约平衡。
罗马的混合政体影响深远，现代英美的政体都是典型的混合政体。
英国：国王，上议院，下议院；美国：总统，参议院，众议院。
一如罗马，分别对应君主/贵族/人民。
帝国
共和晚期，统治精英素质衰退，元老不再是资深政治家，而是因为父辈进入元老院。
随着条顿人的入侵，罗马从亦农亦兵转为建立职业化军队，军人从效忠共和转为效忠统帅。
经由庞培，凯撒，奥古斯都，罗马从共和转为帝制。
由于人民的腐化，美德的丧失，共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知识分子不再讨论共和，而是在帝制前提下讨论政治，讨论一个合格的君主要有什么美德。
这与中华帝国儒家知识分子好谈君王有道无道，圣明昏聩，而不思考政体本身十分相似。
严格来说，这便只有伦理学而没有政治学，对当权者的道德说教毫无用处。
如同儒家的圣王理性，这种说教唤起了受奴役的人民心中对圣王的想象，原本对君王的道德训诫，成了王权的道德外衣。
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君主，是因为君主在理性和道德上是完美的。
为了证明帝制中的人民拥有自由，建立在斯多葛学派自然法之上的罗马自有一套说法。
我们感到不自由不幸福，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定义了自由和幸福。
我们总是从身外之物看待一切，而关键其实是内心的自由与幸福。
所有的灾难都是对美德的训练，人不应该去思考改变政体，改变外在的境遇，而是要着眼于自我道德的修炼。
这种观点，有时是一种自欺欺人。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
理解古典西方文明，需要把握其三个特点：城市文明，沿海文明，奴隶文明。
第三点对于理解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十分重要。奴隶是经济的基础，当罗马帝国放弃扩张的帝国政策，奴隶主只能允许奴隶组建家庭实现奴隶的再生产。
由奴隶贸易支撑的商品经济转为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。而西方人称之为“黑暗的中世纪”。